 2025年9月10日，丘成桐（左二）与求真书院学生代表座谈交流。 图源：清华大学求真书院网站 不久前，上海临港。首度出席2025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丘成桐，此行专为他的学生孙理察致颁奖词而来。 半个世纪亦师亦友，丘成桐颁奖时这样评价孙理察：“作为他的导师，今日我既自豪又谦卑。得见学生超越所有期待，以如此优雅的姿态重塑整个学科，实属师者至幸。”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前两日，孙理察在丘成桐发起设立的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发表报告——所涉极小曲面、广义相对论，正是其获得“顶科协奖”的内核。 这座研究院的广场前，中式水景缓缓溢出刻满各种数学公式的池壁，不远处金黄色“卡拉比—丘空间”模型勾勒出六维抽象结构，中西融合，相得益彰。 我们在这里与丘成桐聊了关于“师者”“学者”的诸多话题。 “科研的生命力还是在年轻人” 40多年前，丘成桐成为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这一奖项被视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之后40余年，丘成桐把精力都给了数学科研和学术人才培养。76岁的他，每天早上六点，游泳，这是一天的开始，风雨无阻。和他相识逾30年的老友林文伟教授说，游泳是他保持头脑清醒的秘诀，“若当天状态好，游了1500米，我的手机就会弹出丘老师发来的微信：‘今天游了超过1500米。’他很满意”。 林教授认为，一副强健的身体，让丘老能够持续奔波，构建无界的学术交流环境。 香港、北京、杭州、上海、深圳，丘成桐在国内发起设立的数学科研机构，越来越多。 “建院的宗旨之一，就是搭桥，让数学不同领域的学者到同一空间交流。”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副院长连文豪教授说。 按照丘成桐的构思，从具象的广场到无形的学域桥梁，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要构建的，是一个激发科学兴趣、促进思想碰撞的开放生态。多元化的讨论班制度，将代数几何、算子代数、物理数学等方向的讨论班向所有研究者开放，既可在教室现场参与，也可线上加入，“为学术交流拆掉围墙”。 截至2025年10月，这个研究院已聘约100位科研人员，并成功举办了世界华人数学家联盟2023、2024年会。 引进人才，更要培育人才。丘成桐在复旦大学接受采访时说：“很多地方只引进不培养，一流人才引进后缺少与年轻人的交流合作，导致一流学者与年轻一代慢慢脱节，成为不再重要的学者。科研的生命力还是在年轻人。” 据报道，研究院希望在10年内拥有核心数学领域20名世界一流水平数学家、20个交叉领域的研究团队，培养30至40名国际学术前沿水平的青年数学家，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博士后100名、研究生500名。“好的学者都喜欢跟好的学生沟通并互相学习。丘先生把全国最优秀的学生集中在这里，对全球顶尖学者很有吸引力。”连文豪说。 开放包容的学术生态，渗透在丘成桐与团队的日常。连文豪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后时，办公室就在丘成桐隔壁，“丘教授会来敲我门：某某年份有这么一篇文章，可能和我们现在这个问题相关，赶快去看一下。” 然而，没有结果是一种常态。连文豪坦言：“做学术，如果是重要的问题，有2%的时间找到好的答案，已经很不错了。其余98%的时间，虽不能说是浪费，但往往没有直接成果。”不同观点的碰撞，并非意气之争，而是深入的思维辩论。“我和丘先生之间经常有‘debate（争论）’，也可以说是切磋，这很寻常。” “不屈不挠在求真的道路上挺进” “中国的小孩子，经历过中高考的，没有胆量去挑战老师的学术，这是错的。”丘成桐说。 他在自传里回忆，赴美留学时，导师陈省身“一开始要我解决黎曼猜想，但我对这个题目的兴趣不大。”尽管陈省身当时是享誉世界的数学大师，年轻的丘成桐还是选择研究自己更感兴趣的卡拉比猜想。 “陈先生很宽容，放弃了要我朝着这个方向走。”这种尊重独立思考的师生关系，最终孕育了数学史上的重要突破：卡拉比—丘流形的发现。 如今，丘成桐直接培养指导的博士超过70名，还培养了同样数目的博士后，一批青年学者成为国内外数学界的核心成员和骨干力量。 丘成桐还倡导开设了丘成桐少年班数理拔尖人才培养项目。珍视学生的好奇心和质疑精神的他，欣喜地发现，一些12岁的学生对提出问题很有兴趣，“他们年轻，不怕挑战老师”。 丘成桐的学术视野宽广，很清楚如何打磨有天赋的学生，引导他们找到突破的方向。连文豪说：“你要做什么，丘先生都清楚。他不仅提供文献，更能指引你这个问题到了这个节奏应该找哪位去讨论细节。”丘成桐的学术网络横跨多个领域，当学生在某一学科中陷入困境，他总能为其串联起跨学科的专家或学术工具。“对一个年轻学者来说，这是很重要的资源。”连文豪说。 从不敢提问到勇于挑战，从遵循权威到开拓创新，丘成桐通过理念浸润与制度塑造，试图改良教育的土壤。在他看来，让学生“不受外力干扰，不屈不挠在求真的道路上挺进”，不仅是培养数学家的需要，更是中国科学能否真正崛起的根本所在。 “文学、历史、哲学与数学相通” 丘成桐曾两度带领学生前往曲阜祭孔，希望引领年轻学子在先贤之地感受科学的根与魂。 他谈科学时，总要谈起文化。 “要做一流的科学，不可能从石头里蹦出来。”他说，“我们有文化的沉淀——在这沉淀里长出苗，苗长成树，中间一定要经过肥沃的土壤。” 土壤何在？丘成桐说：“牛顿、黎曼，从宗教中来；对中国人来讲，文学就是很好的土壤。” 年幼时，父亲丘镇英每周都在家中与学生们畅谈孔孟之道、禅宗义理。几十年后，丘成桐在大洋彼岸依旧传承着这样的文化记忆。连文豪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后时，每年都和同学一起去丘教授家中庆祝春节，顺便打桥牌。 丘成桐常写旧体诗，文风古朴凝练。丘成桐透露，杨振宁离世后，他提笔写下挽联，思念泉涌，倾泻而出——“慕双雄携手，破宇称守恒，启我后学二三辈。继外尔规范，始强力物理，叱咤科坛六十年。” 这副挽联后来在“数理人文”发布，这个微信号还曾发布过很多丘成桐的文学作品。他认为，“文学、历史、哲学与数学相通”，都是研究自然中最重要、最奥秘的问题，只是视角不同。“真理是一样的，只是从山不同的方向去看。文学是心灵与自然交流得出的经验，科学是用规律观察自然。” 据不完全统计，在丘成桐最新著作《我的教育观》中，“哲学”一共出现122次，“诗”出现120次，“文学”106次，“历史”98次。 丘成桐在书中说：“文史哲对我的数学研究影响颇深。”他曾提出猜测，断言三维球面里的光滑极小曲面，其第一特征值等于2。尽管当时这些曲面例子不多，但他用“比兴”手法，利用相关情况模拟而得出猜测，近期得到证明。 正因为笃信一流学问发展自文化之根，丘成桐在数学学院做了许多看似与数学解题、考试无关的事。在清华大学求真书院，他创设“求真大讲堂”，请各领域学者给学生们谈庄子、讲魏晋风度、论苏东坡——让人文成为数学专业学生的必修。 每周，他给求真书院的学生上《数学史》。声音洪亮，站着讲述历代大师的成长过程，讲他亲历的那段数学历史。 他在书中写到开课的原因：“我从读历史中领悟到一种方法，那就是必须总结历史教训……我希望学生学习数学史，让他们晓得伟大数学家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从而思考他们以后的路要怎么走。 “基础的问题最漂亮” 上世纪90年代，丘成桐开始推动国际数学家大会落地中国。彼时的中国数学，他形容是“一穷二白”。“以前很多人都送出国了，回国的很少，本土能产生的研究很少。当时学术研究的钱太少，人家不可能来。” 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丘成桐说：“我期望用这个刺激一下当时中国对数学的重视。” 如今随着经济发展，“中国提供的薪资待遇甚至比欧洲、比美国都要好”，丘成桐认为，“中国的数学正在崛起，已经站在世界水平前沿”。丘成桐指出，当今学问远比爱因斯坦的时代丰富，“我们多姿多彩”。 他倡议由中国主办203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希望在未来5年间，中国能孕育出一批在国际上备受认可、斩获大奖的中国数学家；到2034年，能有中国数学家拿到菲尔兹奖。 在AI时代，丘成桐说，如果重新选择研究方向，还会投身基础研究。“因为基础的问题最漂亮。”他认为，人工智能本质上就是数学的一部分，“是向前推一步的产物，因为人工智能就是算法。” 2025年7月，丘成桐与林文伟教授等人合作在胶质瘤影像遗传学研究中的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他们用最基础的微分几何方法，将数学之美应用于医学影像，通过精巧的变换，将诊断准确率提升约17%。 林文伟很快收到丘成桐发来的微信——“极好！”因为“丘老师提出来奥妙的地方被我们实现了”。这两个字，在他们上百次交流中仅出现过两次，林文伟把这条微信珍重地存了起来。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alt="丘成桐：为学术交流“拆围墙”—新闻—科学网" />   捐助筑堂费用而得名。又因地处西门街（今称台西路，旧县城西城门以西），而俗称西门堂，以地名命之以示区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历五十年代基督教宗派大联合，台城及周边地区各新教宗派合并于刚德堂，成为台城唯一的崇拜场所，故现今多称为台城堂。 历史 1880年左右，美北长老会派遣传教士富利惇前往广东的四邑地区，即新会、新宁（今台山）、开平、恩平传教，建立基址。此地区是中国晚清有名的侨乡，出洋者众，尤其因淘金热、太平洋铁路工程的兴起，大批邑人前往北美谋生。由于华人的聚集，北美各大城市形成华人聚居区，美国本土不少教会尝试接触当地的华人社区，向华人传播福音，并协助华人融入主流社会。其中长老会是其中一个主要积极参与者，前往这些华人在中国的家乡宣教和在美国本土华人社区传播福音这两项事工相辅相成。 富利惇抵达台山后，先在县城南门外街租铺一间，设为福音堂，并附设义学，这是刚德堂历史的开端。当时有本地华人助手两名，曾子刚和伍文庆（伍文庆牧师后往加拿大，为多伦多中华基督教长老会的拓荒者）。1891年，牧师那夏礼（那夏礼即培英中学之创办人、校祖）和谭约瑟选立陈宜道和黄天爵二人担任长老。 鉴于城南福音堂址位置偏僻，卫生条件极差，教会遂打算在西门街一地段购地自建堂址，然而当时风气未开，基于仇教、风水等原因，购地建堂遭到街坊邻里等多方阻挠，官府也束手无策。于是刚德与富利惇牧师分别禀请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并照会两广总督张制军，说及“美国长老会契买新宁县西门街空地，欲建设教堂，屡被士人抗阻，不准起高，本领事欲亲往此处，量度该地方之庙宇祠堂之高低，照尺寸建造云云。”几经波折，教会终得地方应允，于1896年将新堂建设完工，以“刚德宣道堂”命名之，以纪念刚德牧师捐赠建筑费500美金。同时并开设刚德学校，堂内设刚德男校，对面则兴建刚德女校。 1907年，北美长老会华人信徒回粤组建“华人长老自理传道总会”，亦称四邑长老自理传道会，即广东长老传道会前身，脱离西差会，由华人自立自理。此会华侨背景深厚，其堂点遍布侨乡台、开、恩、新四地及省城广州。1916年，广东长老传道会在刚德堂旁边兴建一座建筑，命名为富利惇纪念堂，以纪念富利惇牧师对教会的贡献。 刚德堂地处台城县城，能通达四乡，是广东长老传道会的中心堂点之一。 1922年，以长老黄煦春为首，发起募捐，重建刚德堂与刚德小学。黄煦春率先慨捐五千大元作作为提倡，海外会众纷纷捐款。黄长老被选为扩建堂校之总理，不遗余力推动重建工作。新落成礼拜堂建筑面积640平方米，为典型的长老会式对称双塔立面，墙砌红砖，灰碌筒瓦。 1922年，随着广东长老传道会加入中华基督教会，刚德堂成为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下的一个堂会。 1959年，台山基督教宗派大联合，台城城区的刚德堂、公理堂（纲纪慎堂）、浸信会、循道会、安息日会及周边的平岗堂、四九堂、五十堂合并，保留刚德堂为本区唯一崇拜场所，自此刚德堂改成台城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教堂被迫停止活动。 1981年4月，复堂恢复正常宗教活动，是广东省内较早复堂的堂点之一。 参考文献 台山建筑 台山基督教</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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